我把各种情况都抛出来，这是我们不认真吗？我的能力还能再做什么？我感觉自己不行了，我就问我的同事B，我说如果是这样你能做吗？他很诚恳地说，老实说我现在也没有办法处理这个情况。我再去问C，我说你有时间吗？有条件吗？大家有的时候工作是各忙各的，不晓得大家现在有没有足够的能量执行我们内部的项目，后来C就说不行，最近我母亲在住院。我真的是必须要走，我就马上面对要压迫他说，你不要去医院看你母亲，我们这个最重要，还是说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不陪伴他母亲这段时间我觉得不行？我又发现这个人的能量现在不在这里。一个一个进行检查的时候，我就会面对我现实的处境和条件就在这里，我就会做一个决定，改变我的目标。我不会再来苛责和压迫我自己，或者是责备我自己说我们太差了，我们不够或者我们怎么样，我们不会怪自己各式各样的不行。我反而会说，我想把目标改变，因为这个目标对我现在来讲不切实际，不符合我们现在拥有的条件。他们说可是跟资助方已经讲了，我说对我来讲，我要求资助方改变，这至少是我的态度。因为对我来讲资助方是要协助我处理状况，我已经检查了，真的不是逃跑，我不是想轻松不做，我是很想做事，但是我面对的条件真的不行，如果资助方不能够改变那是他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这至少是我的立场，至少在我的工作里面一向是这样的。有的时候通常民间的资助方还能够沟通，官方那种官僚作业你简直会疯掉，他觉得绩效规定就是这样的，你一定要这样。我有的时候真的会气的，觉得如果你不能改变，对不起，这个我不要了。但是我们决定不要的时候，也要看有没有退路。

    陆德泉：比如我们从前做一个项目，本来希望可以让更多苗族的妇女参与到管理项目当中，刚开始的目标是这样的。后来发现她们不愿意来，我们去了解情况，开会的时候她们很不愿意来，我们慢慢寻找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她们不愿意来？后来通过跟她们聊和做家访，发觉她们的家庭里面有很多的事情，她们要割猪菜，还要在家里面带小孩，小孩很小的时候她们怕自己照顾不了孩子，另外她们还担心，村里面的干部认为她们妇女参与不行，会讲闲言闲语。从一块过来开会，慢慢的变成我们协助她们消除影响她们参与的因素。比如说我们同事会找一个妇女帮助她们带孩子，可能她们要出来开会，从村子到镇上还要花时间，看看她们同村的妇女能不能够帮助她们打猪菜和看孩子，才能堵住她老公对她的一些说法。所以我们好像慢慢的开始做了很多的事情，在过程当中我们也在反思，究竟什么使得妇女参与公共事务？我们觉得应该这样做，在实际过程当中会发生很多新的问题，我们尝试改变这些东西，我们对于妇女参与也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

    王芳萍：所以有时候大家的目标是放在那里的，是朝向那里，但是并不是局限的，不要把自己框死，最后总是用一个框框，觉得总是达不到，不要这样做。

    行动当中反映的三种实验我就不多讲了，其实夏林清的书里面讲到了，或者我给你们的文章当中有案例，在案例当中探索性实验、移动探测实验都讲到了，我就不多说了。在实践中进行的实践特点是什么？实务的脉络在许多重要的方面和研究的脉络有所不同，而这些重要的方面全部涉及到去改变事务还是理解这些事务关联的处理。实践者会有兴趣把原来的情境改变成一个他比较喜欢的情境，他同样也乐意去理解这个情境，但是先决条件是他要对改变有兴趣。有的时候在我的工作人员那里，我花比较多的时间并不是他要做的事情本身，当他真想做的时候，你拜托他不要加班他都会拼命做。所以对于我来讲，通常是协助比较年轻的工作者处理他要不要改变这件事情和这件事情跟他的生命是什么关联？我如果没有处理好这个事情，不能够让在这个机构里面做事的人觉得这件事情跟我生命有关联，真的是自己想做的，这件事情不是机构要求我去做我才做，是我觉得跟我的生命有联系，我觉得刚才新疆那位老师身上就有动力，觉得这件事情跟自己是有关的，没钱也要做，如果劝他不要做他自己都会做。所以对于我来讲，我常常跟这边一两个机构的领导人说，先不要着急，先跟年轻人谈，也许他们现在人生方向没有定，还模模糊糊，不太懂，他觉得我一个大学毕业的北京城市人，我为什么要做农民工，我可以在北京找别的工作，我为什么要去农民工的社区里面做事？我当然会问他这个跟你的生命是什么关系？你怎么感知？你跟这个事情的关联是什么？你会想去改变他吗？如果后面再碰到多大的困难你都会想办法找答案，他就是一个自己决定要向前的人。但是我会跟他谈话，跟他一起做反映对话，让他对自己的人生有一点梳理，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这个跟我的关联是什么。这是后来常常在我的工作里面花很多力气在处理跟年轻人的关联的事情，因为人家吩咐你做什么事情你就是一个机器人，人家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不让你做你就不动，我就在想，为什么我没讲你就不动，我就很奇怪，如果让他自己跟这个事情发生关联，他就会动了。

    政策的制度和办法也是行动策略的表现。这个跟昨天讲的贸易有关系，我们做的事情怎么样慢慢以后能够影响到政策的制度和办法。这些都是社会设计的行动，不是天生就在那里的。这些行动慢慢转成了一些决定和约制，还要影响你生活的方式，还有策略多层次缠绕的社会脉络综合体式的系统。

    我就讲这些内容，后面会做分组和讨论，在分组讨论进行之前，我觉得陆老师可以把今天早上我讲的内容再补充一些他的框架。

    陆德泉：谢谢芳萍今天早晨和刚才提出行动研究的一些她自己的经历，我们作为研究者也好，我们是NGO的工作人员也好，或者是一个社会组织的骨干也好，我们做的事情可能经常需要一种自我反映的过程，再进一步改进和提高。说是一个行动研究也好，或者是一个行动学习也好，我们通过这个过程提高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在干预或者介入方面做得更好，达到成效，促成一些改变。我把昨天我们谈的国际贸易和今天早晨芳萍谈的关联起来，大家不清楚的可以提问。  

    我们昨天提的都是一些很抽象大层次的问题，我们讲国际贸易自由化，提到了世贸，我们上一星期去参加任淑列他们的会议，其中有一条是2001年的时候有一个他们农民协会很重要的议题。可能昨天也提到了世贸在中国和澳大利亚的自贸区协议，这些不同的协议是想进一步促进国际贸易自由化，会带来一些影响。这个影响有两个层面，首先是国家的政策层面，国家要配合国际贸易自由化谈判的要求，所以中国的国家政策里面，比如说加入WTO取消了很多过去出口的补贴，比较厉害的像玉米，以前可能有很多出口补贴，但是由于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不能补贴了，过去他们可能是补贴国家提供了四分之一的成本，现在都没有了，农民感受到国家原来有价格保护，现在价格浮动没有了，这种情况怎么办？以前棉花和羊毛在加入WTO之前是不开放的，或者有的时候开放一点，但是主要是根据国家对于棉花和羊毛的需求而打开进口的。所以以前不用跟国际的价格接轨，假如国际价格比他们高的时候，可能卖不出去。假如国际价格低的时候，他们可能也不受这些国际产品的冲击。但是现在不行了，假如世界贸易组织和经贸自贸区就一定要排除这个市场，要跟国际的价格竞争，所以可能增加了波动。比如像羊毛和棉花，由于贸易的波动对价格会带来一些影响，这是在国家政策层面的影响，另外大家提到了国际和本土市场的接轨带来了价格波动。

    今天早晨芳萍讲到，无论作为一个NGO还是一个农民协会，或者是社会组织，中间有一个分解，左边人个人自我，右边是服务对象的接合面，我们通过所做的事情，希望能够推动对于我们服务对象的处境有所改变，所以我们作为协会希望其他的老乡有一些改变，我们可能做一些劳工服务的NGO，也希望我们在外面加工区的工友和姐妹都能够有些改变。刚才芳萍提到了很多，如何通过这个过程让我们更好的理解到我们服务对象的一些情况，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能够显示出我们是如何改善服务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个人很重要，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有些东西会让我们感觉到做这个事情有跟大的压力，跟个人自我家庭有一定的关系。

    中间还有一个层次，我们的服务对象有劳工，有农民，他们处在不同的场域和情境，对于农民来说，我们涉及到农业经济关系，所以农民所处的处境都是在一定的农业经济关系当中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通过大的一些国际贸易自由化趋势的影响，影响到了国内的市场，又影响到农业的经济关系，从而影响到我们的农民所面对的不同问题。同样在这个过程当中，国际和本土市场也影响到出口经济组织的关系。比如很多批评说，现在一方面国家推出很多非常好的对于劳工的政策，但是由于在一个非常强的国际竞争挑战底下，实际上很多政策到地方都被扭曲了，所以变成了劳工面临着很多的竞争压力成本，大工厂、宿舍的密集，工资低，应该有劳动防护的没有劳动防护，有些可能毒性很大的材料，要改善的话都有可能引起生产成本的提升，同样在农村当中也常常面对这种竞争所带来的挑战。在这样的关系当中怎么影响到我们服务对象所面临的处境，我们现在关注的社会性别的视角。在社会性别里面怎样针对妇女的处境，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如果我们只看对于农民、农业和农村的影响，在国际贸易自由化的背景下，它对于我们的服务对象，特别是妇女所面临的地位和妇女的处境带来什么影响？我们的研究也可能包含不同的部分，对于这个处境怎么样有更好的了解？所以刚才芳萍提出的我们完全是把农村妇女的状态作为被研究的对象，但是这个研究很多时候可能是由于研究者、NGO完全不太熟悉他们的情况，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做出的判断可能就是非常片面的，也不太了解她们真正是怎么想的，面对什么样的挑战。

    刚才行动援助的朋友提到，为什么她们收益那么低，可能妇女在贩卖的过程当中没有什么控制权利，包括贩卖羊群的力量都控制在男性的手上，所以女性想突破这个问题很困难。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清楚，为什么妇女不能够掌握这个权利？表面说是由于妇女卖东西收益太低，所以变成妇女就不能参与到贩卖牛羊。我们说让她们可以参与贩卖牛羊，但是没有看到在贩卖牛羊的过程当中，其实整个过程是受男性控制的，也可能在了解的过程当中更清楚，还有其他的因素影响到妇女不能分享到贩卖牛羊的得益。所以就变成了我们在认识过程当中如何更好的修正，使得我们有针对性促进妇女慢慢掌握贩卖牛羊的过程，在中间可以达到她应得的合理收益，从而提高妇女的地位，所以行动研究是通过这个过程更好的促进。有一个悬着的内容在上面，所以牛羊的价格会一直受到国际贸易的影响，也有可能将来澳大利亚的牛羊更便宜，跟他们整个自然条件有关系，我们现在看到农村妇女通过饲养牛羊、贩卖牛羊的条件有可能将来会有变化，会受到影响，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更好的掌握。用芳萍的说法就是使用不同的框架，我们主要把农业经济关系放到国际贸易的框架当中就可以得到不一样的看法。在我们工作人员和研究者的角度来说，我们原来可能觉得这些妇女不懂得冒风险，她们愚昧，她们文化落后，觉得她们不懂得掌握这些东西。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其实我们也不会冒险，工作人员比农村的妇女更不愿意冒险，这样更容易达成相互的理解，为什么她们不愿意冒险，在冒险的后面有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考虑，所以我们在重新获得相互理解的过程当中，更好的使得她们明白我们怎么想的，我们也更好的明白她们是怎么想的，这是非常重要的过程。

    我大概分了很简单的几个层次总结一下，把今天早晨芳萍老师提到的把隐性的行动研究和我们宏观的提出的国际贸易自由化和社会性别的关系做一个简单的提示。

    王芳萍：对于我来讲这样架构起来真的不太容易，谢谢陆老师的框架。接下来我们可以做两个部分的工作，刚才有朋友说到了他未来学习的方案或者方向，大家不要太有压力，我知道主办单位很想把大家的草根经验提升到议事上面，到底跟国际大的框架是什么关系。但是我觉得显然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今天各位不必太有压力。我一向认为有的人在NGO里面工作，他认为可能跟这个没关系。比如说刚才行动援助的朋友讲的那个方向看起来也是可以进行好几年的大方向，在下面能够实践出来说清楚，我其实没那么担心刚才陆老师讲的第二层和第三层框架加进来，我不觉得那么难。我自己觉得基层草根工作的经验能够出土是最重要的，因为能出土的时候不用担心，旁边的人有不同研究的角色，他们其实不晓得那个草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如果那个事情一提出来，所有的框架联系都找得到关联。如果接下来你在小组里面报告连得上可以，如果连不上没有关系，你们好好的讲，讲第一层和第二层都可以，讲自己小小的方案，把自己的方案能做实业，能够前进就可以了。我觉得不必因为我们的题目，你对贸易和社会性别和行动研究一定有一个轴线，你觉得没有这个轴线，或者轴线不清晰你就不敢说。千万别这样，你现在先做了，那个联系日后会被你自己看到的。

    下面我建议分三组，我看到大家的背景，有一组是老师们，在学校里面或者在研究单位，你们也都非常想使用行动研究对社会现实做一些参与，老师们可以形成一组。还有一组人士是社会工作者，比如说在农村，包括刚才讲到的行动援助，或者是内蒙赤峰的妇联，农民协会这种，农牧的草根工作我建议形成一组。我听到陆老师他们建议，老师们里面有些人的项目其实是介入和干预到草根工作，如果说老师们的工作已经到了介入和干预到一个地方的实际项目的时候，我觉得也可以自由一点，不留在老师这一组，跑到农牧这边讨论也可以。还有一组是我听到在过程当中跟劳工有关的，像刘嘉美、杨静他们，张立新老师的兼得都是城市的家政工和电梯工，李留洋好像是关注农村。我想黄杰他们可以由他们的自由意愿，冯丹可能觉得也会跟农村比较有关系。我们的组有大有小，没关系，好像劳工组太少了，只有三个，只有杨静、刘嘉美和张立新老师，组小没有关系，也许你们的讲话空间多一点。这个讨论我找了一位另外的工作伙伴，就是余郡蓉，她自己也在台湾NGO里面工作，请她在一组，劳工的那边我会转过去。

    我们讨论的地点可不可以劳工的这一组跟教师这一组留在这个空间？但是请两边距离拉远一点，这样我们的音量不会打扰到别人。另外一组是农村的，我可以麻烦关注农村的人到外面有沙发的区域。除了你们把行动方案可以再理清，另外是请你们每一组自己找一个主席，帮助大家综合做报告。至于我和余郡蓉的角色会尽量在团体里面看到你们的讨论和内容，尽量跟行动研究的方法做连接，我们最后做一些回应和回馈，也许你们在团体里面也可以使用，有一些问题也可以检查和讨论。